针对法院的涉诉信访居高不下，法院疲于应对缠访、闹访、反复访、群体访。
诉讼法律制度是司法制度的核心。特别是有些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一年终天讨论案件，代替合议庭做出裁判决定或指导意见，判审分离的情况相当普遍。
本文选取一个比较特殊、相对具体的角度来审视和评论中国司法，即处于诉讼社会的中国司法，其中又以中国法院为例。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与当代中国司法（侧重司法制度以及运行）。根据法律社会学的理论模型和统计方法，一般而言，如果一个社会每年约有10%的人口涉诉，则该社会即可被认定为诉讼社会。任何法律或者专门的权利立法都不可能像流水账那样把人们应当享有的权利一一列举出来，所以人们的权利不限于法律明文宣告的那些，而是有很多没有入账的、没有列入清单的权利，或者被遗漏的权利。律师职业的发展促成了由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师为主体的法律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司法地方化倾向加剧，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1984年我在美国克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期间，曾写过一篇题为《美国：诉讼社会》的短文，描述并分析了诉讼社会的一般特征：所谓‘诉讼社会，它的表现是：人人都在告状，到处都有官司，诉讼就像‘流行病一样到处蔓延。(46)［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第201页。
(15) 其五，当代生产不再是英雄性的个人创造，而变成网络化的系统产物，变成通属性的实验室、研发部门、工作室的集体成果，这些知识原型通过知识产权的设定，进入到知识与信息积累的连续性轨道。主体论与本体论这些术语已经无法处理当代知识产权的偶连性问题。(18)［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第86页。第五，霍布斯与奥斯丁对于法律的传统定义，都指向中心性主权自上而下的命令性结构，法律效力来源于主权的公共性。
这一模式使生产的整个过程理性化，进而被用于法学、教育和城市规划。(32)世界社会的法律系统不再是层级化的等级规范结构，而是由作为中心的司法与作为边缘的制定法与合同所构成。
它必须采取一种网络化的空间策略。作为符号性价值，它具有转瞬即逝性。(一)后风险社会与作为风险系统的法律系统 首先，建立在牛顿古典时间概念之上的近代法律，已经被充满风险意识的信息化时间所取代。(38)信息的转瞬即逝性、知识的过度链接、符号的超载，都使当代法律陷入内部与外部的双重风险性之中，法律系统本身也成为一个风险性系统。
(55)传统的权利斗争主要围绕生产关系、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展开，它们是对资本积累与行政权力殖民化逻辑的反抗。在近代法律，死亡是民族国家法律监控的对象，被纳入社会保险、统计、税收的精密计算范畴。第四方面，传统宪法解决如何通过法律来规制政治权力的问题，而当代宪法理论则探讨超越国家中心的宪法如何可能。(54) 马克思和哈贝马斯都曾期望通过普遍性维度(无产阶级意志和主体间商谈理性)实现权利/自由的意识形态批判，但在全球信息化秩序下，法律运动已经超出个人、阶级、社会或民族的维度，它不再是某种法律象征或法律文本的交换，而变成法律沟通的内在化过程。
用鲁曼的语言来说，当代知识与信息是偶连性的——既非必然也非不可能。在当代知识产权领域，利用代码而不是利用法律的控制更为常见。
如果说风险时代为法律带来施米特式的决断论危险，在速度时代，法律则陷入与代码同化的危险。(30)因此，专利法的跨国化纠纷，实际已不能简单借助属地化原则解决，也不能通过不同国际机构的简单协调解决，而需要冲突双方同时引入各自的合理性标准，通过复杂的法律协调技术，对各自的合理性标准形成限制，通过再进入(re-entry)的过程，将外部的合理性标准转译到自己的系统中去，这在实践中就形成全球法律相互交叉、相互参照、相互型构的共同进化过程。
这种信息甚至不再具有传统意义的交换价值——它的价值没有未来只有当下。后风险社会的到来，既使当代法律变为一个风险性系统，也使当代法律陷入与代码同化的危险。无论是神职贵族、启蒙英雄或是现代政党全都失去了特权。全球范围的法律冲突，既不是政治国家强制性秩序的冲突，也不只是资本全球化的产物，而是多中心全球化力量相互拉锯的结果。线性的法律意义被化约压平到法律沟通的一元论之中，法律变成了二阶观察的反身性内视系统，进入到镜状反射的沟通循环关系之中，法律的观察与运作之间不再有任何先验距离。(47)吉登斯认为当代社会学的最高目标不是解决秩序问题，而要把对秩序的探讨转变为时间—空间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问题，即在什么条件下，时间与空间被组织起来，并连接在场的和缺场的。
(16) (二)自治性客体与混血产权 近代物权与债权指向自治性主体，而当代法律则必须应对自治性客体的兴起。(29)内部循环的自我矛盾通过一种自我设置的外部化过程得以转移，这是当代全球性法律自我创生的特质。
二全球信息化秩序的法律客体革命 在全球信息化的秩序转型中，当代法律的规制对象正在发生变化，电子技术把所有交易模式都融入到一个巨大的系统之中，新的法律客体以及财产类型不断出现。(35) 作为去中心的分布式全球网络，各大自治法律秩序相互刺激、相互观察，通过镜状反思创制法律。
它不再依赖主体理性、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这些概念建构实践框架，转而依赖于系统自身的动态运作。(51)奥斯丁法律主权者命令学说是近现代时期向量化(vectorization)主权原则的产物，这种注重质量与数量的主权原则已被当代法律的速度性原则取代。
逐渐逃离民族国家主权管控的信息流动性，以全球的尺度呈现为网络化、系统化的形式，法律的聚焦点从自然人转向物的自主性。当代全球法的自我创生不再通过《联合国宪章》那样的世界宪法，也不再通过《维也纳公约》有关强行法和任意法的位阶划分来实现。进一步的趋势，则是全球统一的实体性规范逐步取代传统的国际冲突法。贝克认为，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组织的轴心原则，它无法计算、不可补偿、没有极限、无从负责，它扳倒了工业社会的支柱原则，瓦解了社会契约这一前现代性的安全条约。
［德］鲁曼：《大众媒体的实在》，第110－111页。(29) 全球商人法合同同时实现了自我立法、自我执行与自我司法三项功能。
⑥拉什对此做出准确概括：强化流动的无中介化却导致了一套再中介化，去地域化导致了一套再地域化，着根的旧式中介被不着根的新式中介所取代。(28)［德］托依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第46页。
近代法律的财产观念预设了自然与客体的先验性，自然有待于人类的劳动与立法过程，从而纳入人—物—债这样的古典民法结构。他者/它者的激增，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法律霸权的反叛，构成当代差异性(difference)法律运动的背景，这些权利认同运动主要不是通过程序主义和立宪主义的框架进行，它超出了自由主义多元论(diversity)的维度，因而也不再是耶林式同一性自我的权利斗争。
(42)美国学者莱斯格提出著名的代码即法律的命题。(48)当代法律不再利用层级明确、范围确定、效力一致的法律规则/原则实现社会控制，而是借助脱离实体物质的一般化媒介及其二元符码展开近似生物化的自反性过程。标准铸币促进债观念的诞生。⑦如果说死亡在前现代法是传统延续的象征，在现代法是主体人格的实现，那么，它在当代法则是系统运作的常规。
当代法律系统的运作不再指向某种线性发展，它不再依循积累性的启蒙性时间，也不再依循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同质化时间，而是涉及信息记忆与遗忘的系统性时间。(41)信息时代的速度性，也使法律在时空层面上日益压缩为系统的实时性沟通。
(44)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因特网把对于受众和用户的侵犯性监视和测算的总趋势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进而发展出一种控制论资本主义(cybernetic capitalism)。仲裁决定合同的效力，而仲裁的效力也由合同来设定，这就形成一种自我指涉的循环关系。
第四，近代法律奠基于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程序化与社会化规范，互联网时代的再部落化，使得传统的社会化建制被后传统的信息化部落取代，法律的空间意象正在发生改变。参见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第70－72页。
